云南普人堂普洱茶*漫话中国茶

近日潜心钻研须臾不离的茶，正如对中国的拳术一样对中国茶颇为心仪，姑道其一二。

　　《神农本草经》有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之”之说，“荼”通“茶”，是茶叶有药用之始。周武王伐纣，经过巴蜀之地，当地官员献茶“纳贡”，茶荣升为“贡品”。西汉，川地“烹荼尽具，武阳买荼”，出现了茶叶买卖市场。唐顺宗永贞元年(公元805年)，日僧最澄将中国茶籽携归扶桑，植于近江台山麓，中国茶流传海外。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废团茶，兴叶茶，促进了炒青散茶业。鸦片战争后的1886年，中国茶叶出口亚欧等地达13.4万吨，创历史最高纪录。1940年，迁址重庆的复旦大学增设茶业系(科)，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创建的茶业专业系科。1987年11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主持在杭州举行“茶—品质—人类健康”国际学术讨论会。3年后的1990年，“中华茶人联谊会”在京创立；同年10月，“中国茶叶博物馆”在杭州试开馆，并举行“杭州首届国际文化研讨会”。20世纪最后一年，全国茶叶出口逾30万吨，居世界首位。

　　孙皓首倡“以茶代酒”。孙皓是三国时吴国末代君主，残暴不仁。有时却忽发“善心”，体恤下属，有次他召谋士韦曜议事，议毕设宴款待。韦曜申言不喝酒，孙皓竟不以为仵，“赐茶以代酒”。

　　唐代陆羽，被奉为“茶圣”，他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《茶经》，对茶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湖州刺史李季卿，有日邂遇陆羽，殷请烹茶，之前遣军士执瓶操舟，去南零取水。水至，陆羽用勺扬水，说：江水是江水，但不是南零江水，倒似临岸之水。取水军士否认。陆羽倒水于盆，至半急止，又用勺扬水，说，以下是南零江水。取水军士大惊倒地伏罪：“我从南零取水到岸边，被船荡去了一半，怕水少，挹岸边水增满，没料竟被先生识破……”对水神鉴如陆羽，世所罕见。

　　宋徽宗赵佶，治国无方，治茶有道。他以亲身体验写出《大观茶论》，推出“采择之精，制作之工，品第之胜，烹点之妙”饮茶“十六字经”。有次他密晤名妓李师师，自执鎏金碾轮，在流云纹碾子里碾成“瑞草魁”，放进一只绿釉杯中冲泡，然后端给李师师品尝。李师师啧啧有声，赞不绝口。赵佶则念念有词：“茶魁献花魁，花魁啜茶魁，不亦乐乎？”

　　唐代盛诗。李白嗜酒，斗酒诗百篇，流传着不少饮酒诗。卢仝则好茶，他的“七碗茶”诗不同凡响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，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轻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蓬莱山，在何处？玉川子(卢仝的号)乘此清风欲归去。”

　　卢仝七饮成仙，皎然则三饮得道，他的“饮茶歌”诗也妙不可言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……孰知茶道全尔真，唯有丹丘得如此。”

　　韦应物《喜园中茶生》，诗如其人，恬淡高洁，不可方物：“性洁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。此物信灵味，本自出山原。聊因理郡余，率尔植荒园。喜随众草长，得与幽人言。”

　　酒有经，茶有道。国外最负盛名的是日本茶道。喝茶前，先把上品绿茶研成粉末状的“末茶”备用。举行茶道时，主人把大约两勺“末茶”放在古色古香的精巧茶碗中，然后用沸水冲泡“末茶”，以竹帚把茶水搅拌变浓。品饮时，第一碗茶要先敬首席，敬完首席，主人再轮番敬给别的来宾。敬时，主人用左手掌托碗恭送客人面前，客人接碗要举到额眉高处，然后双手捧茶碗饮茶。“茶禅一味”，日本茶道的灵魂是禅意，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。

　　中国的茶道与宗教一脉相承。道家从饮茶中寻找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，儒家从茶道中发现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法则，佛家则在体味茶的荒寂中明心见性。

　　时代不同，茶道有异。唐人讲究阴阳调和，修性养生。宋人追求中淡间洁，韵高致静。明清以降，则崇尚独啜神游，聚饮雅趣。明代文学家徐渭曾描述：“茶宜精舍，云林，竹灶，幽人雅士，寒宵兀坐，松月下，花鸟间，清白石，绿藓苍苔，素手汲泉，红妆扫雪，船兴吹火，竹里飘烟。”现代稔知喝茶三昧的似是梁实秋等文士。知堂老人写过《喝茶》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”梁实秋也作《喝茶》：“清茶最为风雅。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，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，淡淡的，涩涩的，绿绿的……”

　　冰心、秦牧等文学大师也写过茶文化方面的文章。袁鹰的《清风小引》较有代表性：“春朝独坐、寒夜客来之际，身心困顿、亲朋欣聚之时，一盏在手，更能引起许多绵思遐想、哀乐悲欢、文情诗韵、娓娓情怀、款款心曲……”

　　“杯中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这本是描述酒的，其实同样适宜于茶。茶的“乾坤”、“日月”与酒异曲同工，各有千秋。